挺进城市 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的《欲望之路》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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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城市 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下的《欲望之路》解读

作者：颜为健

来源：《科技资讯》 2011年第36期



颜为健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海口 570228)

摘 要:《欲望之路》通过讲述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如何在社会上挣扎并且最终“成功”的故事,真实地展示了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差异与碰撞以及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脱离乡土、融入城市的行为选择与心路历程,体现作者在这一历史进程表现出的复杂情感与价值取向。

关键词: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情节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1)12(c)-0171-01

新世纪文学创作中,以“乡下人进城”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都市对乡村构成了巨大吸引力,使得农民纷纷逃离乡土,进入城市,前赴后继地为成为城里人的梦想而奋斗,而有关“乡下人进城”的叙述便与时俱进地成为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种文学阐释。王大进的《欲望之路》就是一部颇具典型意义的长篇力作。作者通过讲述一个农村出身的大学生如何在社会上挣扎并且最终“成功”的故事,真实地展示了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差异与碰撞以及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脱离乡土、融入城市的行为选择与心路历程,体现作者在这一历史进程表现出的复杂情感与价值取向。

1 挣扎:城乡二元对立的伤痛

中国城乡的差距由来已久。建国后至改革前,中国经济格局逐渐形成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由此形成二元的社会结构。农民除了少数人凭借考大学、参军等途径进入城市外,绝大多数农民被拒之城门之外。在长期分隔中,城乡在物质与精神生活方式上的差距日益拉大,农民与市民的距离不仅是空间上的,更是心理上的。路遥的《人生》对城乡二元对立的主题的曾经做出沉痛和尖锐的表述:“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生》,讲述的是农村青年高加林高考落榜后的事业追求以及与同村姑娘刘巧珍、高中同学黄亚萍的情感波折。高加林费尽心力进城,试图与黄亚萍结合,然而命运的捉弄剥夺他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权利,重新将他驱赶回农村。”[1]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遥小说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那些热切追求城市物质、精神文明的农村知识青年形象,这些人在改革浪潮下对城市现代化无限向往进而产生以割舍的城市情结,并吹响了向城市进军的奋斗号角,而这一奋斗历程是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消解过程中一条必经之路。

《欲望之路》是《人生》的续篇？这是很多读者在阅读两部作品之后的必然联想。和《人生》一样,《欲望之路》延续了新时期文学的城乡二元对立的主题,以传统的现实主义笔法讲述了一个“高加林进城以后”的故事,被认为是“《人生》的延续和深化”。稍加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部作品存在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两篇小说均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与冲突,以及这种矛盾造成人物的心灵的冲突和生活上的悲剧;同样描写农村青年不惜一切代价为成为城里人而奋斗;同样叙述农村人需要借助婚姻爱情才得以完成农村人进城的任务。




2 进城:必须完成的任务

与《人生》的高加林不同,《欲望之路》的邓一群是个大学毕业生,他艰难地但却幸运地留在了城里。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进城的道路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宽阔。邓一群其实就是进了城后当了官的高加林。但进了城的农民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进了城的农民能否顺理成章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这是王大进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新的问题。

作为大学生,已获得干部身份而彻底脱离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邓一群,并不满足进城这样简单的目标了。虽然十分勤奋,但农民阶级出身的身份使他在工作分配上得到最糟糕的结果—— 回到县城农业机械厂。对于分配回家乡,邓一群显然非常失望:“这里差不多是苏北大平原上最贫困的地方,偏僻、落后,几十年面貌不变。这里的老百姓,混沌愚昧,不知天高地厚,有时相当自卑,有时又妄自尊大。”[2]承担庇护家庭的重压以及初恋女友王芳芳在一夜之间不辞而别的刺激,使得邓一群有着比一般人对机关干部身份更为迫切的渴望,他决定放手一搏,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现实的残酷。

几经周折,邓一群找到了已经离休在家的省政府秘书长虞老。在欲望的驱使下,求助无门的邓一群跪在了虞老的面前,不惜出卖尊严获得了进省政府工作的机会。然而进了城的邓一群依旧任重而道远,为了改变自己卑微的农村人的身份,他必须要拼尽全力地往上爬,“他要尽量弥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是缝隙。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同时又最能证明的,就是和一个城市女子通婚。”[3]抱着这一目的,他一边卑鄙地、不负责任地与打工妹葛素芹谈着恋爱,一边居心叵测地追求自己并不热爱的城市姑娘肖如玉,最终他抛弃葛素芹而与肖如玉建立起并维持着功利主义的婚姻关系。

就这样,邓一群以极大的热情和坚韧的毅力在城里打拼,在官场上奋斗,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仅在城里扎根,而且娶妻生子、升官“发财”。然而可悲的是,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他经历着痛苦与煎熬,最终让自己变成一个无法控制欲望的挣扎者与疯狂者。更可悲的是他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里人对他出身农村的看法,甚至包括他的妻子肖如玉:“她在心里开始有点小瞧他了,连带了他的出身。开始她并没有强烈地感觉他的出身有什么问题,而现在,她觉得他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他那“农民”出身。不管他接受了怎样的教育,他的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农民”。狭隘、自私、愚蠢、一门心思向上追求发达……”[4]

3 沉沦:城市情结背后的沉思

《欲望之路》不仅延续了《人生》的愤懑和对社会现状的批判,而且对城乡对立主题的思考明显要更进一步。比路遥年轻近二十岁的王大进当然更有机会看到城乡变化所带来的新问题,并有机会把问题进一步发展拓深。在作品中,他不是简单演示道德训诫的命运故事,而是通过邓一群的故事把进了城的“农村人”的困惑暴露在我们面前。

王大进将主人公邓一群的个人奋斗史置于改革开放十余年来的翻天覆地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中。不可否认的是,邓一群的欲望不完全是纯粹个人化的。他绝对是当下的、中国特色的,是向着市场化、商业化、城市化过渡中的一生中重欲轻义的象征—— 人们尽管不会像他那样地堕落和卑劣,但却未必不会有近似的欲望。对此作者王大进最为明白:“我对邓一群这样的人比较熟悉,他代表了某一类人……他个人的野心和欲望,其实也不仅仅是他那种身上打上阶级烙印的人才有的。八十年代以来,当富有强烈竞争色彩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思想冲击人们的头脑时,新的道德价值观没有建立,而传统的观念受到挑战,大部分人必然感到茫然、束手无策,很多人没有认真地去思考、也来不及去思考眼前的变革,大家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邓一群可以说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5]


可以看见,王大进一方面对主人公所呈现出的道德沦丧倾注了无尽的同情和怜悯,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以此告诉大家,社会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与高额的成本,进了城的农村人其实有着很长的成长之路要走。《欲望之路》作为那个特定时代的典型概括,其实际意义早已超过了作家的文本叙述。

参考文献

[1] 崔莉莉.“城乡二元对立”下的《人生》写作[J].小说评论,2010(2).

[2] 王大进.欲望之路[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3).

[3] 王大进.欲望之路·后记[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3).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xz.cn/48b30d6326c52cc58bd63186bceb19e8b8f6ec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