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1：把历史真相还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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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史真相还给历史

——读马社香《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



马社香教授历时数年、访问上百位亲历者写成的新书《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下称《口述史》），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口述史》不仅朴实好读，而且对相关文献的深入挖掘和对各种思想观点的全面展现，都是其他同类书籍难以企及的。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农村社会制度“质变”，这个质变的内涵并不简单地是“单干”到“合伙干”，而是涉及到农村的经济基础、政治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从农民的世界观、价值观到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权力和利益分配都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最直观的变化是 ：原有的单门独户的发家致富门道没有了，每户农民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提高都需要在新的“集体”轨道上努力。

对于这一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质变”的重大历史进程，《口述史》一书呈现了三个不同层次的亲历者对农业合作化的回顾和思考：由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组成的决策层次，由省、市、县各级农村工作干部组成的政策执行层次，由土生土长的农民及领头人组成的实践层次。读一本书就能够把握到三个层次人士各自的思考和互动，从而把读者带入历史的现场，直观地把握到历史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细节和内涵，这是马社香这本新著的可圈可点之处。

该书中，通过以李顺达为代表的一群基层农业合作化的带头人和积极分子，使读者直接具体地认识到新旧制度的显著差异。在旧社会，广大农民只能用传统落后的工具耕作稀少的租地，每年的收获原本就很有限，还要被地主、富农的高地租和高利贷夺去很大一部分，结果导致过度贫困，缺乏起码的生产和生存条件。而新的制度，根据山西平顺西沟村老人的理解——办合作社就是为了不再有地主，农民自己可以生产和保留更多的农产品。而且，合作社走出了吃什么就必须种什么的局限，从以前的“吃甚种甚”转到“宜甚种甚”。这方面的经验以长治第一批初级社川底村为代表。没有一个农民的合作组织，就很难进行长期有效的基础建设投资，例如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现代技术对于单家独户的农民而言就更显得十分遥远，承接外来的新技术也一样需要超越家庭的生产单位。这都是我们今天农业现代化可以借鉴当年农业合作化成功的地方。

在农民和北京最高决策层之间，是数量庞大的中间层——各级党政干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间，这个群体的表现很重要，很值得深思，他们体现了专职领导干部的很多优势和某些内在缺陷。在合作化早期试办阶段，他们中间不少人狭隘地理解新民主主义土地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的关系，从概念出发加以强烈反对 ；等到合作化得到最高决策层支持和舆论正面宣传之后，有很多地方官员反过来狂热地追捧，超越决策层的规划和预期，一下子就完成了从单干向初级社，再向高级社的过渡。如，中央原本计划在1958 年全面完成初级社的改造，但是，很多省区热情的干部在 1956 年就完成了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转社”工作。结果，毛泽东亲自指导的初级合作社章程，还没有脱稿就紧接着去做高级社纲领。《口述史》对这些史实的阐述是非常清晰而深刻的。基层干部群体中这种“跟风”和“营造风气”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我们干部体制的某些缺点或缺陷，其容易保护部分领导过分看重自身的既得利益，在新制度和新事物的萌发时期，很容易选择一种规避风险的稳妥态度， 结果成为新事业推进的阻力；反过来，当看到某种事物可能成为自己“提拔”的潜力时，就可能转过来过分支持和投入，结果创造出一个难以控制的初级社“升级并社”的“高速度”，过分的对自身既得利益的关注，天然地成为从上到下政策执行力度的“减速器”或者“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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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这一点几乎也是所有政府和企事业组织中间难以避免的弊端。看了《口述史》这本书，相信读者对于为什么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在初级社向高级社的过渡时“过急过粗”，会从一个新的视角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推崇职业官员掌权的科层组织，认为这可以实现更高的管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但是，官员对自身职业利益的过分关心以及某些相沿成习的习惯，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科层组织的功能。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及整个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看，各地相互攀比，以竞赛的劲头完成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过程，最终导致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的那些毛病。虽然这些毛病是支流而非主流，但却从中滋生了后来出现的若干左倾错误，其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问题还在于 ：官员对于自身职业利益的过度关心和考量在本人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是存在的，所以同样性质的问题在纠正了一次之后，以后还会反复出现。如，1956年1月份全国各大中型城市都以暴风骤雨般的速度完成了“全行业公私合营”，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严重“共产风、浮夸风”问题，都与官员们对自身职业利益的过度追逐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如何限制官员自身的职业利益在政策制 订和执行过程中间的消极影响，是一个体制能否实现其制度潜力的关键，而敦促官员正确看待自己的职业利益并正确地行使自己掌握的权力，应该是当今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当前，有一些人一提到改革就想要改换基础性的制度，有意忽视体制内部与官员自身职业利益相关的诸多问题，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值得思考。相应地，在国史研究中，忽视科层组织中官员们职业利益的驱动因素，过度重视决策层的意愿和偏爱，仅仅注重政策的决定而忽视政策的执行则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等等。而《口述史》作者由于深入挖掘上中下三个层次的真实历史进程与动因，为读者充分理解这个关键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积极的思考。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句名言 ：“党内分歧自农业合作化始。”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几十年来社会误传较多，不一而足。在《口述史》中，从毛刘分歧的源头，即对山西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清晰有序地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给予了深度澄清。根据书中提供的丰富文献，毛泽东持有一种“逐步合作化”的思路，他考虑合作化问题的时间起点远在根据地时期就开始了，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考虑不是孤立地当做一个纯粹的农业和农民问题，而是对如何增进国家安全、推进工业化事业，以及农业如何承接工业化带来的新工具新技术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此外，毛泽东还回顾了历史上的治乱问题，系统地思考如何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走出“家庭耕作”的制度性缺陷。书中以大量史实证明：毛泽东从来都不是简单依据某种公式，搞所谓“一大二公三纯”。这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毛泽东为什么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而且对正确认识新中国前30年乃至后30年都是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在这个问题的把握上，《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可说是作者颇受赞誉的另一著作《前奏 ：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的姊妹篇。《口述史》澄清了毛泽东的主张不是“先集体化再机械化”，而是“逐渐集体化”。同时还澄清了我党为什么提前制定和推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升级并社为什么过急过快等重大理论问题的一些混淆，在重大问题的把握及联系史实的开掘上，有所创新和建树。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的语言是很朴实和生动的。作者非常注重引用农民的形象语言，同时注重台湾原始资料的搜集对照。如西沟村有一位老农，当年听了李顺达介绍苏联集体农庄时，曾经发表感慨说 ：“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路长盘费少。”后来认识到“单干是牛车，互助组是汽车，农业合作社是火车”。既生动，又深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固然需要艰苦努力和漫长历程，就是认识和总结社会主义的农业实践，也同样是一个“路长盘费少”的事情。回顾一下合作化事业的艰难推进及其最后结果，看看有些人过去热衷于赞许集体农业，后来又发生180度大转弯，大肆抨击农业集体化是剥夺农民、走向奴役，与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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