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戏》：鲁迅的温情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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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戏》：鲁迅的温情书写

《社戏》是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最后一篇，该篇的后半 部分一反之前作品中忧愤深广、 冷嘲热讽的腔调， 以温情的口吻 为我们吟唱了一曲田园牧歌。这种书写是与《呐喊》的整体风格 构成了一个偏离角，也为读者的阅读再阐释提供了一个召唤结 构。

鲁迅的作品因思想深刻、 忧愤深广而著称。 对鲁迅的评价也 先后历经了神化、人化的过程。郁达夫说，“如问中国自有新文 学运动以来， 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 我将毫不踌躇地 回答：是鲁迅”。 [1] 其后，鲁迅逐渐被夸张化，到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鲁迅更是被毛泽东称为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是伟大的文学家 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2]。直到上世

纪八十年代， 鲁迅的偶像地位才逐渐破碎。 一个真实的鲁迅正在 被还原，然而要想全面地了解鲁迅，我们必须回归文本，细心捕 捉其文字中闪烁出的光芒， 从“横眉冷对千夫指”背后挖掘出鲁 迅的温情。

学界目前对《社戏》的理解概括起来有三个代表性的观点。 其一，认为它是一篇记事抒情的回忆性作品， 表现了作者对童年 快乐时光的怀念； 其二， 认为作者通过对前后两种不同看戏经历 的对比，表达了对都市文明的批判，对乡村生活的赞美；其三，

将《社戏》置于《呐喊》中进行比较，认为双喜、阿发等也会变 成闰


土，表明鲁迅对进化论持摇摆的态度。笔者认为，《社戏》 与《呐喊》中其他篇章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在于鲁迅温情的叙事 口吻。 《社戏》的温情主要体现在人物塑造、人际关系、景物描 写、故事氛围和叙事视角这五个方面。

在人物塑造上， 《社戏》刻画的是一群活泼胆大、天真烂漫 的少年，这是鲁迅理想中的少年儿童。 《社戏》里的少年们倾注 了作者所有美好的情愫， 他们回报给作者的也是一片温暖。 双喜、 阿发、桂生，这群少年还未长成中年的闰土， 会“恭敬”地叫“老 爷”，而是“吵闹起来， 打了太公”， “也绝没有一个会想出‘犯 上'这两个字来” [3] ；他们不像迅哥儿一样要念“致致斯干幽 幽南山”，而是整天与田野为伴，“掘蚯蚓”、“钓虾”、“放 牛” [4] ；他们能机灵地看出母亲的迟疑，并成功打消迟疑，争 得带“我”去看戏的权利。这群孩童在鲁迅笔下被保护得很好， 封建礼教还未来得及侵袭，他们就像天足一样，健康自然。

《社戏》中平桥村的人际关系显得十分和谐，这种人与人之 间的和谐相处在鲁迅的作品中是罕见的。在《呐喊》的其他篇章 中，“狂人”陷入迫害者的包围圈， 周围的人、甚至“赵家的狗” 都对“狂人”虎视眈眈； 《药》中的华大妈看见别人儿子坟上的 花圈，也会嫉妒，“感到不足和空虚” [5] ；《一件小事》里的 “我”对于车夫的正义之举却觉得是多管闲事， 甚至怀疑跌倒的 女人是装腔作势。 反观平桥村里的人物， 村民们可以为了“我” 这个远客， 而减少自己孩子


的工作， 让他们“伴我来游戏” [6] ； 看过戏的少年不嫌麻烦仍愿陪伴甚至保护“我”去看戏； 阿发慷 慨地让朋友摘自家田里的罗汉豆， 只因为自家的豆比六一公公家 的大； 六一公公发现孩子们偷豆也不计较， 只是埋怨他们“不肯 好好的摘” [7] 。鲁迅对平桥村里的人物没有用一个讽刺的字眼， 而是欣赏并神往人与人之间这种真诚的相处。

《社戏》的前半段描写的是成人的“我”，和成人看戏的经 历，而看社戏时，是孩时的“我”和小玩伴一起。前半部分和后 半部分的比较不仅是城市与乡村的比较，还有成人和儿童的比 较。这正是因为鲁迅认为，希望在于儿童、在于青年。“青年们 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 忘掉了一切利害， 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8] 双喜们正是如此表现的――他们彼此玩闹起来时是没有行辈的 约束的、 他们敢在夜晚没有大人的陪伴下撑船去看戏、 他们可以 无私地帮助别人“偷”自家的罗汉豆。 这是鲁迅所想看到的中国 人和中国的未来形状，“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 [9] 。 这是鲁迅的希望，是他为《呐喊》增添的一抹“亮色”，也是鲁 迅真正的温情所在。在这个层面上， 《社戏》不仅仅是一种温情 回忆， 更是对当时中国未来的一种希望， 是一个关于未来的美好 的梦。

鲁迅以一个温情的书写为《呐喊》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让读 者和作者本人都对当时中国之未来存留着希望。从《社戏》中我 们看到了另一个鲁迅，他的笔不只是武器，也是一支画笔，能勾 勒出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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