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的“本土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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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追问”

一、坚持跨文化传播学“先天”具有的多学科对话的特点和开放视域，对相邻学科的知识和新成果继续做出有价值的“知识整合”，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和社会发展的知识需求，逐步完善一种观察、理解和表达本土、西方及其他文化的知识框架。

二、鉴于西方学界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起步和发展做出了主导型贡献，应对西方学术经验给予充分的尊重，在审慎考察西方理论和方法在本土场景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的同时，继续做好移植、引介这些学术成就的工作。

三、“问题意识”是跨文化传播学在不同文化中得到发展的内在动力，通过本土“问题”来结合本土社会文化的特质、现实和选择，是对西方理论进行验证、调整和补充的主要途径，也是发展本土理论的必要前提。

四、基于本土经验和资料的独特性，努力还原和验证被淡化、边缘化的本土知识及其价值，寻求一种有益于解释本土问题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转换。

“本土化”不等于“中国化”。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语境，对跨文化传播本土研究的理论和框架做出思考，并非专一迎合“本土化”的学术运动，更不为否定“异文化”视角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而是更为开放地面对文化的自我和他者，更为准确地把握社会与文化对人本身生活的限定，更为妥善地处理本土现实、学术传统与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和邻近学科之间的关系，由此出发，切实开拓这一学科的生存空间并提升其超越本土的能力。

跨文化传播本土研究的展开，是一种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观察、表述社会现实的知识需求，也是中国知识界面向全球社会的一种学术情怀的表达。

第一章：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与研究视域

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困境：

一、跨文化传播学科建设在发展“高峰期”过后，进入了后劲不足的“低谷”，这一学科的学术地位、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处于某种“含混不清”的状态；

二、由于观念、语境和立场不同，不同文化的研究者对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础和本质的看法不尽相同，而相比较其他较为成熟的学科，这一领域的研究队伍和“问题视域”也相对离散。 跨文化传播的定义与学科诞生

跨文化传播既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与信息传播活动，也涉及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迁移、扩散、变动的过程，及其对不同群体、文化、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影响。（它实质上蕴含了两个维度的传播：即作为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及作为人类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主要包括跨种族传播（interracial communication）、跨群体传播（intergroup communication）、跨族群传播（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及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等四个维度；根据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技术变迁，跨文化传播的历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及电子时代与数字时代。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基础：

跨文化传播学士各个人文社会学科的汇合之处。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影响较大的学科主要有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哲学及文化研究等。威廉·古迪孔斯特指出，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不仅需要从已有的跨文化传播的论著中找寻资料，还需从其相关学科中汲取养分。

（1）人类学的影响

人类学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语言、心理等方面的研究范例。古典人类学就把人类的心智发展和特质作为影响文化进步的因素来考察。语言人类学提出了语言深层结构影响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假想；符号人类学通过对符号的形成、意义和关系的研究来理解人类的认知；解释人类学将文化视作一个有系统的意义网络，认为文化系统的意义建立在人与人互动过程中的


象征性行动上。而文化人类学是与跨文化传播学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二者的研究旨趣较为集中的体现在通过文化的差异化对比来实现对本文化的观照。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开创的“民族与国民性研究”新范式的同时，对跨文化传播学的诞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后现代理论思潮对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及女性主义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成为人类学展开学术反思和继续本文化研究的新的理论依据。

（2）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启示

社会学中关于角色和角色关系、社会化、符号互动、社会组织、社会冲突、社会分层等理论为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框架提供了根基。社会学的学术观念还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社会因素是传播语境的重要组成，只有把跨文化传播置于一定的社会过程之中，才能在现实中把握它的变化、发展。

社会秩序与社会变迁史社会学话语中不变的命题，而跨文化传播学也对社会成员的社会角色、文化认同、社会规范与观念体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文化社会学范式关注流动、分层、性别、组织等议题，芝加哥学派中从齐美尔的“陌生人”（stranger）、帕克的“边缘人”（marginal man）再到保罗·萧的“旅居者”（sojourner）都为跨文化传播学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作为一门记载和解释人类社会活动进程中的历史事件的学科，历史学对跨文化传播研究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历史研究的实证精神，即科学研究的展开必须遵照证据的指导。

历史学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另一个启示在于：整体性和全球视角。如历史学家应超越具体的文化中心主义、去探寻历史学的实质愿景。历史研究不再是寻求表象之下的客观规律，而是探究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如何生产、表达、阅读、体验和重构“象征”及其意义。

（3）符号学、语言学与心理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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